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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中国文化的现代融合力

发布时间:2021-01-25 16:23:17 阅读: 来源:绒布袋厂家

增强中国文化的现代融合力

美国社会学家出身的政治人物丹尼尔·莫伊尼罕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我们回顾过去不同历史阶段文化、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观察文化融合力的作用,足以证明这句名言中包含的辩证规律。而中国文化复兴之后,能够发挥其独特的基于“天下一家”的政治治理框架理念的跨文明融合力。  时代兴衰与文化起伏

我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均高度重视文化的社会教化与融合作用。从著名的管仲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到孔子高度重视礼乐教化的一系列重要忠告“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尤其是儒家主张差等的爱与仁,即承认阶级差别、分配差别的,都意在指出当权者需要通过用“礼乐”来调和社会阶层与阶级冲突。孔门的六艺学科中必须有乐,孔子心中理想的君子必须通晓琴乐声律。反映百姓心声的文化艺术作品也可以教育统治阶级,提醒他们的履责义务,孔子编撰的《诗经》三百中很多篇是在针砭、讽喻当权者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诗歌、音乐代表的中国文化发挥的作用极大。中国在长达几千年发展中,从物质文明享受和精神自由宽松,到社会整合程度,长期领先世界其他主要文明区域,这不能不归结到中华文化的融合力。  世代有兴衰,文化有沉沦。宋朝特别是南宋之后,汉民族代表的中国文化融合力退化的原因是多重的。这和程朱理学自身体系僵化、国家发展气运有关,而与明清专制主义统治者阉割儒家文化精髓更加有关,“坏”的政治使得文化沉沦。幸好几百年来在民间“地火”继续运行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通过不同的弟子传到黄宗羲,影响到王船山、曾国藩,终于使中华文化精神的薪火传承到近代的学者,在国家图存救亡的运动中成为熊熊大火。  从辛亥革命开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文化融合力以熊熊大火之力充分展现力量。从现代国民教育运动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民族自决与抗战斗争,国民革命与救亡成为文化主旋律。这一时期,各方面的文化艺术大师群星灿烂,北京具有亚洲一流的大学,上海汇聚亚洲一流的电影公司与艺术家。共产党的领袖从一开始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共产党的主张与纲领既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土地利益,也获得了文化界先进力量的支持,共产党得天独厚地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文化。统一建国的成功,可以说是文化战线的巨大成功,是毛泽东文化、政治和经济三位一体战略思想的巨大成功。  1953年到1965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防与工业化基础建设时代,在反美主旋律下强调了苏联艺术传统的导入,开展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方针下局部的“百花齐放”实验。这一时期,在文教普及推广、上山下乡、服务工农兵方面成就较大。计划经济体制下稳定供给制培养了一批高水平艺术家和美学家,在戏剧、绘画、电影方面出现一批精品。20世纪60年代中国动画的创新达到世界水平。但是文化一旦绝对服从政治目标,成为纯粹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文化的微妙教化作用、艺术形象的说服力会彻底丧失。这种错误的文化工具论和知识分子政策在“文革”期间达到高峰 ,政治再一次使得文化沉沦。文化一度失去了发挥对内凝聚共识、团结不同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作用。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文化事业有较大发展,但是出现的问题也不少。尤其是单一维度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主流文艺圈的导向庸俗化、商业化、奢靡化。市场化改革促进产业发展至关重要,但不能够作为文化创作的唯一风向标。文化作为公共产品更加需要价值导向、公益导向、继承传统的导向,如此才能够振兴文化社会融合力。2006年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以文化软实力强化中国经济大国地位,“十一五”开始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与体制改革探索,2009年再次发布“十二五”文化发展愿景规划。过去的十年,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国学文化回归强劲;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90后青年人“亚文化”潮流出现,文化消费和文化创作进入一个历史新时期。  今天我们面对实现“二个百年”目标的要求,世界面对“中国纪元”的开始,我们期望文化融合力能够在形成政治共识、社会生态均衡发展、创新经济体打造和世界命运共同体推动这四个层面发挥独特功能。  上世纪90年代加入WTO之后,中国社会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经济发展明显超越社会的整合融合能力,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多元化阶层形成与分配不均并存,利益冲突激化与加大。但在转型期的思想引导上,过去一度官方语言体系僵化、官僚化严重,导致舆论治理困难。因此,当下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中间,针对未来向什么方向、依据何种路径建设国家现代治理结构,其立场与观点的分裂是明显的,社会思想是混乱的。我们的主张是:在中华文化复兴这一过程中,形成文化层面共识,创新国家现代化的话语体系,破除意识形态分歧,发挥政治层面的现代整合与融合力。  中华文化复兴的真正涵义  先说说中华文化复兴与政治层面的融合力。坚持儒家伦理转化与东亚社会发展有内在联系,从而“证伪”了韦伯一派从新教伦理论证现代理性/工业资本主义狭窄发生路径说法的杜维明先生,也一直主张基于“现代性Modernity”的文化多样性的话语体系创新。和我们的主张不谋而合。  在结合熊十力先生对于《周官》、《春秋》的哲学研究,南怀瑾先生、孙皓晖先生从不同角度对于“中华原生态文明”的历史渊源研究,以及钱穆先生和王小强先生对于秦汉市场经济与政治制度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中华文化复兴”并非特指儒家一家思想传统的复兴,而是整个先秦时代优秀思想精华、思想体系、整体方法论的再次转化、复兴,也包括钱学森先生从人体科学的整体研究方法提出的东方科学思想复兴。  早在先秦的800到1000年间,中国式的理性启蒙时代开始诞生,推动了战国时代社会变革,进一步在秦汉时期结出了思想、制度与物质技术文明的丰硕果实。在郡县管理制度、人才训练与选拔、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等“现代治理要素”社会实践发展方面,我们远远超过类似规模的罗马帝国,以及1500年到1800年之后的大英帝国初期。因此欧洲大陆十八世纪开始的近代启蒙大师们,极其重视从中国历史借鉴理性哲学与制度设计的思想。钱穆先生断言“中国传统之经济思想,较近社会主义,不近资本主义”,“中国之社会经济,凭其富,不产生资本主义。凭其强,不产生帝国主义”。这也因此能够解释,为什么近代以来推进新一轮现代化的社会精英——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在拯救民族的关键时刻都选择了不同侧重、不同比例成分的“社会主义成分和国家干预道路”,包括均分土地、计划经济、国有企业、制约资本、民生主义。  过去的95年,共产党的几任领导都成功地将诞生于西方工人阶级运动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中国化、民族化,实现了中国工业物质文明社会的崛起。今后的35年,中国文化文明研究学者与政治家的共同任务是,在不断吸收、融合人类社会各文明的优秀理念的基础上,通过实践创新,解决国家现代治理建设道路上的思想分歧,形成二十一世纪的、能驾驭资本主义市场发达生产力的、能够服务于未来分享型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导向的包容价值观体系。  上文提到,作为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前在宣传方式和“再生产”方式上,显得生硬和形式大于内容。这就需要方方面面的负有责任的艺术家摆脱商业化利益追求最大化的干扰,深入生活,创作大量接地气、有正能量、艺术性与教育性有机结合的优秀艺术作品。有原创内容还不够,还需要文化创意产业的资本力量通过运营IP产业链条,针对民众的心理与休闲娱乐需求,以寓教于乐的活泼方式,有效地、多样化地转化原创作品形式与表达。这样形成的文化力量才能够将核心价值观融会于日常生活语言、转变为民众自觉行为方式,自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所需要的政治共识凝聚力。  为文化注入新生命力  再谈下社会生态融合力。由于目前经济发展地区差异性和分散的政府事权制度,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公民文化素质教育投入一直很不平衡,民众对于文化活动的参与度也缺乏可靠的统计数据。一方面,在“十三五”期间,中央财政用于文化的事业经费应该保持在1%左右,关键的文化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与预算必须保留和加强。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要更多地逐步通过社会公益组织(第三部门)的参与来完成,保障提供服务的针对性以及预算专业性。在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美丽乡村生态文明、文化历史遗产保护等方面,地方政府应该通过服务购买、设立专项基金、制定政策等,以及通过PPP方式,引导社会资本、非营利组织(NPO)、社会企业积极参与,共同打造文化的社会生态融合力。  还应重视经济转型的融合力。国民经济发展升级、创新转型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以创新为内涵的经济发展强调内生增长活力。这种发展模式下,教育、科技、文化是最重要的内生因素。创新经济体离不开文化创意产业的服务与支持,同时,文化创意产业自身发展也已经离不开互联网技术、云服务、智能制造技术。创新型经济、创意产业的互联网+、数字化技术三者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正循环。美国经济学家弗罗瑞得预测,广义的创意产业将吸收美国就业人口的30%。我们的课题研究预测表明,在2016年文化增加值达到GDP的 5%、成为支柱产业的基础之后,将在2025年实现文化创意产业占GDP比例达到10%、2049年进一步实现20%左右的目标,成为最为重要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可实现的就业规模应该在30%。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语),当前中国已经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多极化政治中一支关键力量,正在努力打造海上与路上丝绸之路,促进亚洲共同体形成和促进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既是经济工程,也是文化和政治工程。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发扬以及与现代新文化元素的创新融合,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得到传播,这不仅是在发挥凝聚社会的内在融合力,也成为巨大的软实力基础。一个成功复兴的中国文化模式将对于全世界具有吸引力,尤其是中国文明的历史显示,她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克服宗教文明之间冲突的包容型文化。  “地区性主权国家是一种并不合适的体制。它有发动战争的能力,却不能够提供和平。” 《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1973年就发出了这样的期待,“如果中国人成功地从错误的(朝代更替)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对处在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这是期待中国文化复兴之后能够发挥独特的基于“天下一家”政治治理框架理念的跨文明融合力。我们有理由乐观地说,中国文化的复兴将为人类家园和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关键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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